2005年4月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了对德勤的听证会，指出德勤在科龙案中的五点重大失误：审计程序不恰当、不充分；函证方法不当；对关联交易未进行更正和相关处理；对票据贴现未能适当关注。2006年5月9日，普华永道(PwC)被原来的审计客户外高桥告上了仲裁庭，理由是普华永道未严格执行《独立审计准则》，造成该公司超过2亿多元人民币资金被非法挪用。2006年5月11日，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中央青山事务所受到嘉娜宝公司假账案牵连被责令停止其审计服务业务两个月，日本的会计行业和许多大型企业陷入混乱。这次责令停止审计服务业务的处罚措施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毕马威也于2001年因在锦州港案件中涉嫌财务造假被告上法庭。

    接二连三的会计师事务所受到处罚事件，绝非偶然。理性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炫目光环下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审计行业的垄断性带来行业自律性下降。这种垄断性在西方发达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从2002年安达信破产后，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四大”称雄世界审计业，它们占据了世界审计业务的60％。这种垄断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表现得更加明显，美国78％以上的审计业务是由这四家公司来执行的。行业的高度垄断不仅造成审计费用居高不下，而且意味着“消费者主权”的削弱，市场约束的缺失，“四大”执业的有恃无恐。在日本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仅中央青山事务所一家就承揽了2300多家企业的审计业务，其中包括丰田、索尼等工业巨头。一旦“四大”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行业的运行。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四大”在较少约束下会为利益而冒商誉损失的风险。“四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达成了某种“隐性”协议，一些隐形的操作手段或所谓的“潜规则”已经被默认。因此审计行业的竞争性亟待提高。

    其次，“四大”在与众多低素质本土事务所的博弈中陷入“囚徒困境”。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所折射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审计行业又一次得到体现。现在业界普遍认为，“四大”进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泰国后，有意在降低执业标准，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按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四大”降低其执业标准，也是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明智之举。在四大进入前，发展中国家已存在众多的本土事务所，法制不健全及人才培养的滞后，财务造假风行。在争取同一客户时，在造假迎合与客观审计两种策略之间，前者显然是博弈论中的占优策略，一如那两位囚徒的坦白策略。“四大”及其竞争对手的随波逐流，带来的只会是整个行业的江河日下，除非有外力打破“优汰劣胜”的占优均衡。

    再者，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审计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其违法行为不易发现和判别，当一起案件发生时，有的时候很难判断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意行为还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行为（比如所获资料本身就是虚假的），因此监管和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而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鉴于本国会计业的落后，政府会给这些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政策性的倾斜”。这种倾斜也表现在监管方面，比如“四大”在我国不受地方行业协会的监督，只接受审计局等国家机构的监督等。另外，处罚力度不够，前面第一点提到在发达国家行业垄断性造成了“四大”违规的有恃无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它们有恃无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惩罚力度薄弱。违规后，它们需要承担的惩罚很小，基本上是无关痛痒的，不能对它们起到警示的作用，所以它们才会接二连三地违规。执法严明也是改变第二点中的博弈收益，破解“囚徒困境”的上上之策。所以，增大处罚力度、寻求有效的监管方式是解决会计师事务所违规事件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对成熟的一些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和处罚办法。